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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部分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的情况日益令人担忧。不久前，一名未成年人因为网上的争吵，竟以“开盒”方式网暴孕妇，又为此增添了新的注脚。围绕相关议题，复旦大学“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研究团队”陆续发表《“暴”亦有“道”？青年网暴实践的特征及价值基础》《谁在“按键”伤人——青年网暴者的身份背景与观念特征》等论文。日前，中国青年报记者与该团队成员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紫川展开对谈，请她从青年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分享专业见解，寻找青少年网络暴力问题的破局之道。
对青少年而言，我认为更需要对他们的观念作出引导，让他们对潜在的暴力有自觉意识。其中，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：第一，青少年必须有意识地去辨别暴力语言和暴力行为，避免在无意间扩散暴力情绪。第二，我们要引导青少年意识到自己网络行为的可能后果，比如在发布内容之前，思考“我发布的内容是想让谁看到、我采用的发布方式是否符合我的预期”，这也是对现有网络平台边界模糊问题的一种弥补。第三，我们要教会青少年处理情绪，如果能引导他们在情绪受到伤害时，找到更健康的应对方式，可能会有效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。
提到青春期的孩子，很多成年人，尤其是家长和教师，都会本能地想到“麻烦多、情绪激烈、行为冲动、难以沟通、不服从管教、容易惹是生非”等一连串负面标签。时至今日，回想起青春期的自己，我也常常困惑：自己会不会给家里人添了很多麻烦？青春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挣扎和无助。我读研究生时选择了心理咨询专业，有一门课是《人的毕生发展》，老师在课上讲到青春期，专门用了“脆弱”这个词来形容青少年，解释了青少年在心理上要面对各种困境和挑战。当时，台下的我如释重负，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被原谅和理解的感觉。
后来，我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师，多次对青春期的来访者和他们的家长提到：青少年拥有最活跃但很不稳重的大脑。杏仁核，这个负责感受恐惧和愤怒的脑区，正在飞速成长并积极活动，给孩子带来极为丰富的情感体验。用现在流行的方式说，这会让人变得比童年时更加“高敏感”，并导致内耗的发生。与此同时，前额叶，这个负责统筹规划和情绪调节的脑区，还处于待发展的状态，至少要等到25岁才能完全成熟。所以，很多人在青春期都会体验到各种困难。这个成长阶段的我们需要面对自身和环境的种种变化，并且开始探索“我是谁”这一重要议题。一些青少年希望通过产生集体归属感，建立自我认同，所以中学校园里的小团体通常比小学校园里更多。而在网络时代，偶像明星可以感召青少年，应援团体也可以提供归属感。于是，一些青少年非常卖力，想要融入各式各样的网络圈子。
在我的观察中，青少年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，让他们真正感到放松和安全，诚实地面对自己复杂的情绪反应，觉察自己的内在体验，进而学会在有冲突和压力的情境下冷静地表达感受和想法。成年人如果想要为青少年创造这个空间，需要做的首先是倾听和共情，并且表达关怀和理解。比如，面对热爱追星的子女，相比于带有预设地责问“追星有什么用”，家长更应该去问孩子“你为什么会被这位偶像打动”；当孩子沉迷网络时，相比于批评他们“上网都是耽误时间”，更应该引导孩子以健康的方式使用网络；面对那些在网上对他人恶语相向的青少年，相比于单纯的说教，成年人或许可以告诉他们：“我知道你在用言语攻击别人的时候，自己心里一定也很不好受，如果你愿意说一说，我很关心你当时心里的想法和感受。”
近期一些引发舆论热议的“开盒”事件，让网络暴力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关于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质，并不存在争议。根据民法典，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权利，涵盖私人生活安宁、私密空间、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，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、侵扰、泄露、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”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，“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加工、传输他人个人信息”“不得非法买卖、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”。对照上述法律规定，“开盒挂人”的做法，显然突破了红线，理应承担法律责任。
客观而言，个人是有错，但板子还不能全打在个人身上。人们还需追问：“开盒”的个人信息、隐私爆料从哪里来？海外“社工库”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。在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有公开途径合法获取的信息，也有非法获得的个人隐私。据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报道，有记者经同事授权，花300元就在海外买到了同事的户籍信息，“社工库”服务商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正确。在有的“社工库”群组中，“50元可查单人户口，400元查全家，500元查外卖地址、开房记录，2000元能通过手机号查定位”，个人信息透明公开、待价而沽，令人倍感担忧。
对于违法行为，固然要拿起法律利剑、治理当下，但更需要“疏浚”梗阻、清理源头。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网络上“开盒”，肆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，固然有个人法治意识淡薄的原因，但也暴露出家庭教育上的缺失。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，“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”；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，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，有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的监护职责，“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”。如果家庭教育能紧紧跟上，帮孩子划清界限、知晓是非，恐怕也不会出现少小任性、无知违法的情况。
“社工库”中个人信息的主要来源有两个。一是互联网企业等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数据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，导致未加密的数据库意外暴露在公共互联网中，或是数据库及密钥在网络攻击中被黑客攻破并获取。二是一些企业存在内鬼，他们非法倒卖内部数据以谋取巨额经济利益。这些途径泄露的数据量达数万至数亿条不等。而用户个人安全意识的缺乏，在社交媒体等公共平台主动提及或无意间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、手机号、定位等信息，也会使别有用心之人实现精准“开盒”。
在法律与监管层面，立法机关、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协作打击相关犯罪，加强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监管。一是从数据源头强化执法与跨境协作，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、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惩个人信息处理者违法违规行为，推动跨境执法打击境外“社工库”平台。二是进一步落实数据收集分级管控，仅允许符合资质的企业收集敏感信息，并强制规定敏感数据的保存期限和保存方式。同时，规定数据收集应严格遵循“最小化和必要性原则”，核心基础功能无须认证即可使用，需要进行身份认证时严控数据收集范围。三是完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体系，推动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》落地实施，推广试点以法定身份证件为信任源的多级认证机制，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完成身份验证，减少各类平台企业对公民敏感信息的留存。
在个人信息处理者层面，平台与企业应当切实承担信息保护责任，技术与管理双管齐下，确保用户隐私数据安全无虞。一是采用加密技术和安全模型保护敏感数据，在使用敏感数据的过程中，采取数据脱敏、加密、假名化、匿名化等措施，确保即使敏感数据库泄露，攻击者也无法解密数据，获取隐私信息。二是进行权限控制和异常检测，建立零信任安全架构，实施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，限制非授权人员和设备的接入，并建立数据访问日志审计机制。三是在最小化收集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最小化数据留存范围，在数据的收集、使用、留存等各个环节做好数据的全生命周期防护。
在用户层面，普通用户应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。一是在社交媒体平台避免个人信息的暴露，避免毫无防备地在公开社交媒体展示与个人真实身份相关的信息，并尽量避免在朋友圈等半公开场合展示证件号码、居住地址等敏感信息。二是减少提供信息的频次和数量，使用各类软件时，不随意填写个人信息，不在非必要时进行实名认证，并关闭非必要的定位权限。三是提升网络安全主动防范意识，例如谨慎填写收集个人信息的问卷和表单，使用多样化的网名，防止身份跨平台关联，定期检查账户登录日志等。